采访|刘敏

撰文|李其妙 陈秋余

梁卓悦 覃婷婷

编辑|陈秋余

“公益需要集合更多社会的力量，这次抗疫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每个人、每家机构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正是因为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才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爆发性、裂变式的增长。 ”

在疫情紧张的态势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如何系统搭建多方共赢机制，有效参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兼国际合作部部长李晓琳在接受MID蜜得创益（以下简称“MID”）专访时，回答道：

“基金会第一时间设立了‘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集中接受社会各种捐赠；及时成立了疫情防控应急工作小组，分设筹资组、采购组、信息组、执行组、风控组等，明确分工、统一调度，注重时效、特事特办，使社会募捐和援助疫区一线医务人员相关工作顺利推进。”

“在腾讯公益、轻松公益、新华公益、微公益等平台上线9个项目，认领1个项目，拓展社会募集渠道。累计筹款超过2914万元，捐赠人次逾67.8万。”

“这样大规模的网络筹款也是首次。平时我们开展互联网筹款的能力和经验不足，疫情之下，压力和责任更大。全国网友都盯着，执行压力很大。针对每个平台安排专人负责，在支出时也优先保障支出，坚持每天信息更新。”

“紧急状况之下，我们还是希望能考虑得更周全些，只要我们能想到的，都努力做得更好一点。”

公共卫生领域项目对专业化有着更高要求，如何保证项目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李晓琳回应说：

“基金会将长期保留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认真梳理总结此次抗疫工作的经验，同时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管理规范，开发一套标准化的项目管理流程和标准，作为我会防灾防疫的预案，便于以后更好地实施。”

“基金会也认识到了公益行业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公益产业链。需要专业的机构做好专业的事，如基金会只负责项目策划、募款、公益的品牌及服务，公益项目的营销推广。民间公益组织则侧重提供社会服务，确保公益服务等落地执行工作。”

“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一些核心公益项目近几年也在转型拓展，更加注重与社区组织的合作，委托当地机构来执行，我们提供资金和与项目管理相关的培训，提高民间机构的运作效率和项目执行能力、服务能力，以及系统内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

“基金会整合资源的能力需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日常的积累和系统搭建。资源整合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整合，这次疫情就很突出，必须是基于信任前提下的多方共赢机制。特别是现在跨界合作，只有拓宽边界，才能实现资源的最大化。”

以下为访谈实录，约8k字，细读时长约17分钟：

首次大规模线上筹款：

“只要我们能想到的，都努力做得更好一点。”

MID：基金会参与的“北京战疫天使守护计划”为医护人员提供关爱金、家庭关怀保障。这个计划是如何制定的？具体怎样执行？

李晓琳：这是应爱心企业捐赠需求，针对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及家庭的关爱和激励措施着手设计的关爱金项目。

2月1日，一家企业主动联系我会，提出捐赠一笔大额资金，用于关爱和慰问赴鄂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及家庭。希望我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笔捐赠，将这份爱心能够传递到最美逆行者及其家人，及时有效为一线医护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为打赢疫情阻击战提供坚强保证。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他们的初心非常简单，主要是向最美逆行者表达一份谢意。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和企业协商的结果是暂缓项目捐赠，我们没有放弃，觉得应该去关爱一线医护人员。

后来，腾讯公益联合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及各地慈善会等慈善组织，发起“战疫天使守护计划”，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力所能及奉献爱心，在国家基本福利制度的基础上，为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生活保障金，以及为工作过程中感染的医护人员提供家庭关怀。

“北京战疫天使守护计划”项目 第一期关爱金发放情况

这个项目设计充分考虑了要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标准。当时，国家的相关政策对公益机构有非常明确的导向作用。公益机构设立这个项目，也在寻找相关的国家政策或者文件作为支持。 

“腾讯战疫基金项目”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有对医疗技术人员的关怀、科研、医疗等等。很多家庭，特别是一些低收入人群、低收入家庭、建档立卡户，他们可能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加上没有社会的资助支持，可能会处于非常绝望的状态。我们看到腾讯战疫基金后，主动跟腾讯联系；疫情期间，和腾讯始终保持信息共享。我们的优势在于和全国各省区计划生育协会有几十年的紧密合作关系，他们有健全的网络资源并长期扎根基层工作等；腾讯作为企业，它更多是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

MID：疫情爆发时，基金会如何快速参与抗击疫情？有哪些工作经验可以分享吗？

李晓琳：第一，有李金华会长、全体理事及会领导等各方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第二，基金会内部迅速建立应急援助工作机制，切实做好社会募捐和物资援助。

具体来说，一是基金会第一时间设立了“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集中接受社会各种捐赠；及时成立了疫情防控应急工作小组，分设筹资组、采购组、信息组、项目执行组、风控组等，明确分工、统一调度，注重时效、特事特办，使社会募捐和援助疫区一线医务人员相关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由专人协调社会捐赠事项，做好疫区各医院医疗物资需求与社会捐赠资源的高效对接。

三是及时制定相关规定，明确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采购原则和程序；同时招募武汉等地10多位资深的医疗专家组建应急专家咨询群，负责为我会采购医疗用品提供专业建议，评估采购用品质量、控制相关风险，以此保证根据疫情一线需求、多种方式采购医疗物资器材，快速办结、及时运送。

四是组建多个疫情防控微信工作群，通过OA办公系统在线办公，每天汇总募捐及援助情况等信息，及时向有关领导和理事监事进行“日报告”；安排人员值班值守，确保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开通热线电话，方便社会捐赠咨询。

MID：基金会的建设宗旨是“增进人口福利，促进家庭幸福”，对这次疫情受困人群采取怎样的资助方式？又怎样落到实处？

李晓琳：对医护人员，包括整个项目实施过程，我们更多是关注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并且在对捐赠方的开拓及项目的未来发展方面，做一些研究和探索。通过了解国家先后出台的政策，我们获取到更多信息，比如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弱势人群的社区、家庭面临的困难。所以，后面我们逐步加强对这些脆弱家庭的关注，特别是一些低保家庭、建档立卡家庭。

我们在基层、全国都有深度合作伙伴，可以利用过去的网络资源做些事情，去帮助这些家庭。例如湖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它有省市县乡村的完整的工作网络，县乡村都是由专干负责；而且这些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参与社区防疫一线的工作，对社区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尤其对低保户、建档立卡户信息掌握得比较清楚。

我们把资源对接起来。一方面与腾讯达成项目合作，另一方面通过社区的伙伴将这样的公益救助项目向有需要的家庭宣传，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去申报。

当时的情况和项目实施都比较紧急。有的家庭成员被感染、被隔离，要在最短时间内收集好他们的基本信息、账户信息，这确实挺有难度。所以，同事们也是在加班加点工作。

工作人员在上报新冠肺炎患者信息

当时，只要符合“疫情受困群体关爱计划”项目资助条件，提供银行卡和个人感染信息，就可以得到资助。每一个被感染的低保户、建档立卡家庭，大概能拿到1万块资助，身故家庭大概能拿到5万块。当时，我会向湖北、安徽、河南等19个省的计划生育协会发函，征集审核受助人申请资料等等，也得到了地方的支持。最终，大概是帮助567名建档立卡户，拨付资金709万。

这个项目为这些家庭提供了更多关爱和支持。比如送生活物资、提供心理照顾、慰问等，更多是心理上的支持。因为情况比较紧急，就做了能够想到的，或者是能够看到的，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

MID：这两个月，大家遇到哪些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怎样解决的？

李晓琳：得分不同时期。最初，涉及到医疗物资采购问题，采购物资对整个团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是第一次全会协同参与的应急抗疫行动，我们及时制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物资的采购流程（暂行）》，明确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采购原则和程序。紧急制定了一个流水线工作流程，责任分工明确，保证高效运作。

但紧急状况下，商家哄抬价格，不良企业提供虚假产品信息骗钱也是有的。尤其是风控组、法务人员对每一笔采购、每一份协议都严格把关。会内确定分期付款模式，不采购价格过高的商品，将风险降到最低，本着符合审计要求的基本原则，时时提醒采购组的同事。采购过程中遇到过不同意见，像如何采取高效且安全的方式采购前线急需的医疗设备或物资，特别是大宗的呼吸机、监护仪、负压救护车的采购等。

第二，采购医疗用品的质量把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借助我会“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项目在全国定点医院的医疗资源和专家团队，招募武汉等地10多位资深的医疗专家临时组建应急专家咨询群，负责为我会采购医疗用品提供专业建议，评估采购用品质量、控制相关风险，保证根据疫情一线需求、多种方式采购医疗物资器材，快速办结、及时运送。

其实，同行的支持非常重要。比如采购负压救护车时，更多是借鉴中华思源扶贫基金会多年做救护车采购的经验，他们做得非常专业，行业口碑也很好。我们很多工作跟以前相比，都有非常大的突破，比如说采购救护车，我们甚至把医院的负责人拉入工作群，邀请受助医疗机构全程参与到整个采购甄选过程，包括从车的选择、配置、品牌、厂家、到价格，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大大减低了风险。

救护车完成备货，至3日18日，已全部成功捐赠

第三，物资运输。大宗货物我们主要是通过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灾急送”来完成运输。

第四，互联网公众筹款中信息的及时披露。我会在腾讯公益、轻松公益、新华公益、微公益等平台上线9个项目，认领1个项目，拓展社会募集渠道。累计筹款超过2914万元，捐赠人次逾67.8万。这样大规模的网络筹款也是首次。平时我们开展互联网筹款的能力和经验不足，疫情之下，压力和责任更大。全国网友都盯着，执行压力很大。我们针对每个平台安排专人负责，在支出时优先保障支出；坚持每天信息更新，如我会自1月28日起，在腾讯公益平台上众筹的“众志成城 共战疫情”项目，截止3月30日，共计筹款1460余万元，共发布了52次信息披露。

紧急状况之下，我们还是希望能考虑得更周全些，反正我们只要能想到的，都尽量做得更好一点。

应该说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包括我们跟捐赠方、受助方的沟通，都是同步在进行，信息也非常公开。

MID：这次全国性抗疫，基金会在应对上有哪些不足之处?

李晓琳：这次疫情爆发很突然，很多机构毫无准备，一下子被卷入这场战疫。

在全会上下共同努力下，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在抗疫工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但是在应急救灾管理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反思和总结，才能让我们在未来做好更充分准备。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4A级公募基金会，实际上应该发挥更多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支持和链接当地的社会组织去提供更为便捷、精准的服务。目前我们还做不到，因为我会是偏向运作的，这与我们机构本身的发展模式、规模、人员情况有很大关系。

机构仍然存在着整体筹资规模不大、项目品牌影响力弱、与社会组织的联系渠道比较单一、创新发展力度不足、员工队伍能力亟待提高等问题。

目前，困难与挑战同在，希望和机遇并存。我会作为慈善组织，必须大力弘扬“助人助己、向善向上”的奉献精神和敬业精神，牢记“坚”苦奋斗、求真务实、诚信友善，全心全意为捐赠者、志愿者和受助者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促进现代化国际化。

MID：目前疫情全球化，基金会对下个阶段的抗疫工作有什么新的规划和思路？

李晓琳：第一、巩固前期抗疫工作成果，根据疫情防控需求变化精准引导捐赠意向和重点，加大筹集资金和捐赠物资力度。确保每一笔捐赠款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

第二、关于疫后工作，就受疫情影响人员的心理、对各种细分人群（老人、留守儿童、妇女和残障人群）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关注战“疫”人员及家庭，包括医护人员及基层社区工作者开展心理援助和能力建设；协同社会组织、社区机构能够为更多家庭提供服务。此外，加大社区倡导项目，政策建议等等。围绕以上内容，开发相应的公益项目。

第三、我会将长期保留“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认真梳理此次抗疫工作的经验，同时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管理规范，开发一套标准化的项目管理流程和标准，作为我会防灾防疫的预案，便于以后更好的实施。

第四、我会积极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援助行动”，目前正在与世界卫生组织、英国的社区组织、巴基斯坦民间机构等在协调和筹备相关公开募捐项目设计等。

要总结经验，输出标准化项目管理规范

MID：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关爱，人口福利基金会以后会在关爱医护人员的项目上有怎样的规划？

李晓琳：我们对一线工作人员有很多感触，能把这次的经验总结出来，作为我们面对这类情况的防控预案。

结合这次工作，我们正在跟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讨论，接下来计划专门设立一个关怀和帮助医务人员的公益项目。这次疫情之后，我会和专业机构合作还开展了心理支持项目，自3月上旬，项目组的专家已进驻武汉开展相关工作。

同时，对类似疫情，哪怕是局部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我们也考虑做一些支持，包括物资方面、人员方面，甚至对在暴力伤医事件过程中受害医生的紧急救助等等，我们都已经纳入到计划当中，在做相应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可以推出这个项目。

MID：开展白衣天使这样的项目，未来会考虑用怎样的机制或方式，让更多领域内专业人士参与到项目中？

李晓琳：我们会长期保留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项目。在这两个月内，从对医生的救助，到患者，再到普通家庭，从心理咨询到经济支持，我们考虑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

首先，基金会第一步应该是要知道怎么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工作机制、工作流程是什么？比如说口罩采购，大概要去找哪些厂家。那时候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就通过网上淘宝等各种渠道，赶快在网上找。我们会把这些进行梳理，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东西，至少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就能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不会再重复性地犯一些错误。

我们设立的项目和很多医院在做初步沟通。未来这个项目，还是有几个考虑：资金来源，可能是通过公众募款，也会考虑政府资金的投入；我们跟现在资助的8家医院（协和、北京、中日友好等）合作基础很好，他们也愿意为我们的后续项目提供支持。所以，这些专家资源、未来项目中的志愿者其实都可以融合进来。

MID：2020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疫情之下，基金会原有的精准扶贫项目会迎来什么挑战？如何面对这种挑战？

李晓琳：确实，现在原有的很多计划都被打乱了。我会开展的项目如中国大病救助平台、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乡村医生培训、黄手环等等，这些基本上都处于停滞的阶段，最近各个项目才开始启动，项目筹款和项目执行上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接下来可能都要面临筹资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黄手环”项目

疫情期间，大家捐款热情都很高，个人或企业都捐了很多钱，接下来这些项目筹款可能会受到影响。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企业确实已经贡献了很多，但接下来企业是不是能够继续在公益方面有更多投入？

过去，我们基金会里大额筹款来自于企业的比例非常高，而在公众这一块，虽然逐年有增长，但相对来说没有形成优势。

我们其实每年在平台上的筹资量并不大，这一次疫情迫使我们在互联网筹款，我们也没有想到还取得蛮好的效果。过去一直觉得互联网筹款的经验不足、压力非常大，但这一次给我们树立了信心，互联网的价值潜力很大。实际上，公众稳定的小额赠款对公益机构的长期发展非常有帮助。

互联网筹款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信息披露。过去，我们的常规项目是结项之后再进行披露，或者项目实施期间提交阶段性报告。但是，在腾讯公益这些平台上，信息披露要求很高。我们当时人手很紧张，又担心披露不及时、有问题，引发公众质疑、社会舆论等等，所以每个平台专门安排一个人负责每天运营，按照各个平台要求，把信息更新作为一个日常工作。

我们会继续做好现有的服务，维护我们原有和固定的合作方，开拓新的捐赠伙伴。

当前，我们也在考虑优化内部的运营管理，尽量压缩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或者在资金支出方面做更精细化的管理控制。

MID：很多时候公共卫生跟个人行为习惯相关，在倡导公民卫生意识方面，基金会未来是否会有一些规划？

李晓琳：可能主要是跟一些合作伙伴合作。基金会的资金是来自于社会捐赠，发起一个项目，实际上要考虑到资金从哪里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目前有几个渠道。例如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是一个多年的合作伙伴，每年都会支持我们的项目。在2020年的合作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了，主要是针对社区、个人健康卫生习惯的培养和乡村医生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开展一些工作。农村的疫情防护，更多是要依靠乡村医生。对他们的定位、能力建设等等，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一个工作重点。

另外，我们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项目，是专门针对社区一线防疫人员和公民个人宣教和能力建设的项目，但实际上是融合在基金会其他项目中。比如乡村医生培训项目，我们请中西专家来培训乡村医生，通过按摩、针灸、拔罐，就能很好地治疗一些小毛病。现在，我们在培训中加上了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防疫的内容，包括对个人健康行为习惯的培养。

公益人都要学会讲故事

MID：您觉得未来基金会的工作或建设方向是什么？

李晓琳：第一、联合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扶贫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善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升级改造，探索建立以中国大病救助工程为依托的、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的长效兜底工作机制。

第二、积极融入健康中国战略，深度开发设立相关专项基金和大项目，特别是在助力健康中国行动中，切实发挥出我会的卫生健康系统优势。

第三、科学研判、准确把握人口规律，促进养老、托幼等相关项目设立及转型升级，以专业化服务为重点，以创新型引领为主导，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人口与家庭发展的新需求。

第四、注重机构影响力建设和人才培养，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能够留住人才，进一步完善我会福利保障。探索完善培养机制、改进评价机制、创新流动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密切与红十字国际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资助者论坛等的合作，推荐员工借助研究机构资源和专业课程学习赋智赋能，为打造基金会“百年老店”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第五、凝心聚力，进一步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我们致力于奠定人口基金会的百年基业，目前刚过而立之年，恰逢风华正茂。持续宣传我们的使命宗旨、组织愿景、组织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叫响 “干公益慈善事业，做健康幸福使者”口号，推出我会特有的标识符号，多措并举加强组织建设与文化传承，打造基金会“百年老店”。

第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现代管理手段。科技向善、科技赋能已成为时下公益慈善行业的共识，拓展与各大筹款平台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关系，线上线下联动筹款，全面提高我会互联网筹款水平。更加完善信息披露相关制度，透明项目信息，规范基金运作。

MID：您认为基金会如何提升资源整合的能力？如何把基金会的力量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力量连接起来？

李晓琳：我认为基金会整合资源的能力需经过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日常的积累和系统搭建。资源整合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整合，这次疫情就很突出，必须是基于信任前提下的多方共赢机制。特别是现在跨界合作，只有拓宽边界，才能实现资源的最大化。

我们基金会还是偏运作型为主，筹款、项目设计与执行、宣传都由我们自己承担。现在我会随着筹资量的加大，也逐步向资助型方向转型或迈进。基金会也认识到了公益行业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公益产业链。需要专业的机构做好专业的事，基金会侧重于负责项目策划、募款、公益的品牌及服务，公益项目的营销推广。民间公益组织则侧重提供社会服务，确保公益服务落地等执行工作。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一些核心公益项目近几年也在转型拓展，更加注重与社区组织的合作，委托当地机构来执行，我们提供资金和与项目管理相关的培训，提高民间机构的运作效率和项目执行能力，服务能力、以及系统内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

我们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卫健委，作为直属联系单位，我会还承接了卫健委很多司局的工作，如委财务司在我会设立的健康暖心工程，疾控局设立的护航基金、健康基金，作为社会组织，我们要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帮助我们更好的设计和开展医疗类项目，注重多元化、专业化人才的培养。

整合资源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智慧和胸怀，公益需要集合更多的社会力量，这次抗疫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每个人、每家机构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正是因为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才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爆发性、裂变式的增长。

MID：“好人好事”的宣传是公益传播很大的挑战。所以，基金会的公益传播与倡导应该怎么做？

李晓琳：第一，基金会的公益人都要学会讲故事，公益项目旨在要解决社会问题，怎么有效解决，必须有具体的措施作为支撑，实际上影响力大、成果显著的公益项目，大多故事都很精彩。

第二，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思维，很多机构有官微、抖音、快手等等。目前我们做得还不够，无论从文案写作、设计到传播还是比较传统，创意不够，还局限在简单描述。总之，要跟着时代的步伐，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的方式，进行有效的传播。

MID：您对现在中国公益行业健康发展有什么想法?公益行业需要怎样的人才支持?

李晓琳：第一、健全的行业管理制度和体系建设很重要。公益行业的薪酬体系、薪资水平都不是很高，能留住人才是很困难的。加上这次疫情的影响，是不是也会影响大众对公益机构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选择这个行业还是要看个人兴趣和志向。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人才流动性非常大。我在公益机构坚持15年，看到过很多人来来往往，最终留下的人不是很多，尤其是像我这么久的。这种现象对我触动挺大的。

第二、认同公益的理念和价值，有梦想、有激情、有担当、有情怀。做公益很不容易，长期的坚持更难，任何一个领域如果没有一批人长久在这个行业耕耘，对一个机构稳定和发展影响是很大的。

第三、从专业和终身学习能力来说，公益行业挺锻炼人的，因为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基金会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个人梦想的好平台。作为公益的一份子，通过你个人的思考、设计、资源整合，通过具体行动方案，可能就会推动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甚至推动一些政策的出台，或者影响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等，带来的个人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

李晓琳（中间）及基金会员工

很多在新时代成长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好的专业素质、教育背景，但有时候觉得生活很迷茫，公益平台就可以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多元化的背景应该更具创新能力。特别是现在，包括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全球防疫，实际上对人员的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公众的需求、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服务的领域越来越细化，专业性也越来越强。比如做扶贫，需要懂金融的知识；管理、金融、投资......方方面面，实际上跟任何商业机构的要求是一样的。公益机构的发展需要很多专业且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创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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